火车刚过保定,窗外的麦田开始泛黄,风从半开的窗户钻进来,带着土腥气和一丝甜味。我摸了摸兜里的手机,屏幕亮了一下——不是娇娇,是银行弹出的短信:入账2,000,000.00元。两百万。我盯着那串零看了足足半分钟,手心发潮,指甲掐进掌心才想起喘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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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钱不是天上掉的。是娇娇转的。她没说为什么,就发来一段语音,声音压得低低的,像怕惊着谁:“妈,您先回趟家。我最近查出点事,得做个小手术。您别问,也别来。我熬得住。”
我坐在硬座上,腰硌得生疼,可比不上心里那根刺扎得深。三天前我还在北京那套三居室里,五点半起床熬小米粥,六点给团团蒸蛋羹,七点把成刚的西装挂进电梯旁的衣帽钩——他每天雷打不动七点零七分出门,我连他领带歪不歪都记得。现在呢?编织袋里装着三件秋衣、两双旧布鞋、一个搪瓷缸子,缸底还粘着半块没洗掉的茶垢。
刘桂兰上个月来,把阳台上那盆茉莉挪到了客厅边角,说“花盆放高处不安全”。我点头,晚上就去超市买了个矮陶盆,换了土,重栽。结果团团还是被碎陶片划破了脚趾头。血滴在浅灰色地砖上,像几颗溅开的石榴籽。成刚蹲那儿看了半天,没碰孩子,只抬头看了我一眼——那眼神我到现在想起来,后颈还发麻。
娇娇站在厨房门口,围裙上沾着面粉,手里捏着半截黄瓜。她没说话。我也没说话。那晚她第一次没等我收拾完就关了灯,门缝底下漏出一线光,照见她坐在床沿,肩膀一耸一耸,但没声音。
她不是不心疼我。是太知道怎么疼我了。从小她发烧到39度,还捂着嘴不咳嗽,怕吵我睡觉。现在她查出甲状腺结节,医生说要全切,她第一反应是删掉所有就医记录,把B超单子卷成纸筒塞进抽屉最底下,然后给我打电话:“妈,您要不要来北京住几天?团团想外婆了。”
我说不去。她说好。挂了电话,我听见她那边轻轻“嘶”了一声,像被烫着。
三千块钱的信封,成刚塞给我时指尖有点抖。我没推。这钱烫手,可比不上他递过来时眼底那点湿气烫人。车开走那会儿,我数了数站前广场的梧桐树,一共十七棵。风吹叶子哗啦响,跟老家院里那棵枣树一个声儿。
钥匙插进锁孔,“咔哒”一声。铁门推开,爬山虎藤蔓挂在我胳膊上,湿漉漉的。枣子还青着,一串串垂在墙头,风一吹就晃。我摸了摸树干上那道旧疤——娇娇五岁那年,用小刀刻的“妈妈爱我”,字歪歪扭扭,现在被树皮撑得模糊了。
手机又震。是娇娇发来的照片:医院走廊,她穿着蓝条纹病号服,冲镜头比耶。手指甲涂着淡粉色,是她结婚那年我送她的指甲油,瓶底还剩一点。
我点开语音,她刚说完“妈,明天就进手术室啦”,背景里护士喊了声“32床吴娇”。我按下录音键,自己声音哑得厉害:“……枣子酸,等你回来,妈给你腌一坛子甜的。”说完,把手机贴在胸口,听着自己咚咚咚的心跳,一下,两下,跟二十年前她在我肚子里踢我时,一个节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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